《万历十五年》是一部畅销三十余年的经典之作，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而在社会的各阶层都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力，这得益于作者黄仁宇先生解读历史的独特视角和纵横史料的超群能力。
《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在这个时代，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专制独裁或者中庸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人身败名裂，死后也不得善终．．．．．．这个时代的大明帝国也大厦将倾，各种社会矛盾此起彼伏，让帝国疲于应付，而此时，另一股被忽视的游牧民族力量正在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他们刚刚有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和文字，仅仅凭借着几十年的经营，一举击溃了有千年文明，百年统治的大明王朝，建立了大清。
大明王朝的统治为何如此脆弱？这个时代的精英一个个都既有才能又有雄心，却为何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黄仁宇先生将这一切失败归咎于整个制度的失败。明朝理学发达，整个国家却并无规范化、数字化管理模式，法律制度不完善，统治阶层企图依靠习惯与道德的力量来引导和统治帝国。“以德治国”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当道德成为唯一的手段的时候，就给实际的管理留下了很多灰色地带，既然并无明确的制度与规范，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有效的管理手段。“道德”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而且具有可操纵性，所以“德治”往往沦为“人治”。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官员们为求自保，大多苦心经营人事。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有无一不由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张居正的改革因为触动了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而引起了大多数文官的愤恨，正如他的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做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做对”。既然内部的改革自新不可能，那历史自然用武力冲突的方式翻到了大清这一页。
书中重点写了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皇帝消极怠工，张居正锐意改革，申时行奉行中庸之道，海瑞是道德典范，戚继光则是军事将领，李贽则是苦闷的思想家。这些人物各有特点，但是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时代，在共同的制度之下，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企图来改革或者完善这个国家的制度，只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
张居正入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万历则是小孩子，是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他无疑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能够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他的十年新政，其重点是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他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于抗拒横生，在他的有生之日，他用自己的权势来压制他的批评者，在他故去之后，他所有的心血事业也全部随之付诸流水。
作为他的继承者，首辅申时行，则从他前任的遭遇中吸取到教训。他知道，除非把全部的文官罢免，取而代之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否则，身为首辅的他只能与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来办事，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与微妙的人事安排，缓和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最后由于立太子事件而被迫去职。
作为道德典范的海瑞升任知县时已有45岁，此前一直郁郁不得志。为官后，他饭桌上的蔬菜亦出自于他亲自督导别人在衙后栽种，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地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吹毛求疵。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处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工，或为农，或为商。如果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但是，道德修养，系于一人，系于一心，他的做法无法得到整个文官集团的呼应，个人的道德也无法弥补制度的缺陷，以至于当代人说他只是“万年青草”却非“国家栋梁”。
将领戚继光的成功有偶然性，他的失败，却似乎是必然的。他生活在一个武官地位极其底下的时代，明代社会重文轻武，将领除了带兵打仗，对军队调遣，战争的部署和后勤军饷的供给均无权干涉。戚继光遇到了他的伯乐张居正，而张居正赋予了他其他武将所不曾拥有的权力与尊荣。戚继光周密细致，在指挥部队投入战争之前，他习惯把各种条件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反复斟酌，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功课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就是这样一位有才能的将领，在张居正死后的倒张运动中遭到清算，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李贽是他那个时代企求自由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意见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自由压缩到极小的限度之内，个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成灌木，不能形成丛林。在这种尴尬的状态之下，李贽迎合时代，就是沉沦，挣扎又没有出路，著书立说是他作为知识份子的唯一武器，当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时，被铲除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失败的源头，似乎可以追究到万历皇帝身上，作为一个皇帝，他消极怠工几十年之久，造成了整个文官集团不可愈合的损伤。但是，黄仁宇先生并没有这样简单地归咎责任，作为一个有着大历史眼界的历史学家，他把这些个人置于整个历史的洪流之中，发现他们都不过是制度的牺牲品，而在主观意愿上，他们都曾经努力过，甚至牺牲过。
黄仁宇先生早年从军，曾做过前线记者，曾上过战场，曾在荒野行军，早年生活动荡，中年才致力于学术。初到美国之时，囊空如洗，生计艰难，在餐厅洗碗碟，在小作坊做工。生活艰难之体验，使得黄先生看人对事宽柔豁达，对人多包容心，对于人性的弱点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撇开学术不谈，这本也可以说是对人性与管理体制的探究，难怪很多企业家都从这本书里得到管理方面的灵感。......
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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